读大学时，父亲给儿子写了六封信。20多年来，儿子一直珍藏着。
这是一位湘西农民写给上大学儿子的信。
这是一位小学没毕业的父亲写给上大学儿子的家书。
信很短，最短的173字，最长的362字。情很浓，爱很深，分量很重。
去年父亲节前夕，儿子重读家书，一字一句地读，一封一封地读，六封作为一个整体地读，放在时空变迁中读。读得热泪盈眶，读得感慨万千。当年父亲的心境处境，历历在目。
梁启超给孩子们写了许多家书，大部分提到钱的问题。1926年12月10日他在写给梁思永的信中说：“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，家里景况对于这点点钱还负担得起也。”
我读大学的学杂费和生活费，对父亲算是一个大问题，对我家来说，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
父亲的六封信，每一封都提到给我寄钱的事。我大学四年，父亲年年为钱操心，月月为钱操劳。1991年10月16日，我刚读大学，父亲在信中说：“这次给你寄130元钱，前次寄来钱收到没有？你收到后写回信告诉一下，时间紧迫不要写多，只说明收到就行。另外，你们学校的生活补助问题是有没有？还打听一下关于贷款能不能贷？要能贷在伙食上适当开好点。”那一年，我和弟弟同时考上大学，父亲在高兴之余，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，于是提出申请贷款读书一事，若能贷，要我伙食开好点。大学四年，我没有申请贷款，父亲和儿子共同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。
父亲在1992年3月23日的信中说：“没有及时给你寄伙食费，今天抽时间到县城给你寄来200元钱，钱收到后请你写回信告诉家里。钱虽不多请你有计划安排，下次再给你寄。”父亲提示我要“有计划安排”。
“这次给你寄来100元，请你自己安排好，下次有再给你寄几十元。”父亲在1992年5月26日的信中写道，并再次提醒我“安排好”，并说“下次有再给你寄几十元”。从200元到100元再到几十元，可见当年父亲有多难。
1993年6月8日的信，父亲讲：“目前经济上有点紧张，这次才给你寄120元，少了点，尽量打紧点，实在不够的话，请写信。”父亲很无奈，并有点内疚，心情纠结，钱少了点，望我“打紧点”，但又提醒我“实在不够的话，请写信”。
1994年6月8日，父亲在信中说：“这次的钱，我要你哥哥马上给你寄来。”父亲实在拿不出钱，他心急如焚，只好催哥哥“马上”寄钱。我哥哥那时在乡下中学当老师，收入不高，他将自己的工资大部分寄给了也在读大学的弟弟必东。父亲真正遇到了困难，实在没钱，只有催哥哥想办法。
1994年12月22日晚，父亲在信中说：“两个多月没给你寄钱了，我和你妈在家里也考虑到，你哥哥说给你寄来点钱，我就长些了时间没有给你寄。这两个月家里的开支也大，做了几次人情，又买谷种，买猪饲料。这次卖猪崽得1000多元，还了点账，给你寄200元钱，望你合理安排。生活物价涨了，但也要适当过好。”
六封信，父亲在五封信中提到给我直接寄钱，共计750元，平均150元一次，最少100元，最多200元。有一封他没有钱寄，要我哥哥寄。
当年父亲一直在为钱操心。我不同于有的同学，一开学就从家里一次性把钱带足，家里不用每月寄钱。
父亲说，每当钱有了着落，就赶紧去县城高村邮局寄，每次收到我的信，得知钱已收到，他悬着的心就放下了。
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，我除了“打紧点”以外，同室友到湘潭大学图书馆勤工俭学，还得到了小小的报酬，又阅览了大量的图书。至今我还记得在二楼右边社科借阅室“打工”的日子。
1992年暑假，我到浙江省的一个村庄打工，帮当地人种黄豆，每天挣10元，一个暑假挣了几百元。我还去绍兴参观了一下，当时舍不得住旅馆，晚上就睡在绍兴火车站走廊里，几张报纸、两块砖头解决问题。
当时我还积极写稿投稿，挣稿费、拿奖励，贴补生活费。当时大学鼓励学生写稿宣传报道，按不同报刊分档序进行翻倍奖励。记得有一次我和段羡菊、杨光华等3人合作，收到过从《湖南日报》寄来的一张大约68元稿费单，学校按三倍再奖励给我们，也就是204元。随着用稿率的提高，稿费及奖励越来越多，再加上“打工”的收入，有的时段我基本不用家里再寄钱。
我和大学的同学们不断写搞投稿，不仅练了笔头，还改善了经济条件，四年下来，发表了系列稿件，为后来找工作提供了“敲门砖”。没有那装订成册的“作品集”，我这个农民之子，在当年“双向选择”找工作中会很被动。
有时，家里没有及时寄钱，“青黄不接”，我就向杨光华、刘昕等同学借点餐票。有时不好意思再开口，我就借口不饿不吃中餐。那时我爱打篮球，体力消耗大，个子小饭量却不校有一次只打饭，没买菜，我就悄悄躲到角落里吃，偏偏有一位同学硬要过来看究竟，让我无比尴尬。
考出去了，世界就在眼前；考不出去，眼前就是世界。我家四周都是连绵不断的山。屋檐门对绵绵群山，渐远渐高；吊脚楼下层层梯田越来越大；我常用这两句话形容我所生长的环境。父母鼓励我们考出去，脱掉“脱巴水”，吃上“国家粮”。1991年，父亲44岁，两个儿子金榜题名。在那个年代，对于我们这个世代务农的山里人家来说，是天大的喜事。加上哥哥已大学毕业，父亲的心情像喝了蜂蜜一般甜，在信中跃然纸上：“我和你妈妈在家再辛苦我们也总是感到愉快的。”
儿子又从大学不断写信告诉父亲“喜事”。“你的来信已收到，看到你的好消息我感到非常高兴。希望继续努力。”父亲给我回信。
我是一个对父亲“报喜不报忧”的人。在学校取得一丁点儿成绩，立即写信告诉父亲。记得1992年，我参加湘潭大学“读书征文”比赛，作品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》获一等奖。我同时又参加湘大论文大赛，作品《论沈从文笔下的麻阳人》获三等奖。我的处女作《笑眯笑眯的湘潭人》发表在《湘潭日报》上，我还被《湘潭大学报》聘为，被湘大图书馆《图书馆与读者》报聘为编辑……这些事情，我都在第一时间将详细情况连同获奖证书、聘书、文章剪报等一并寄给父亲，将喜悦的心情寄给了父亲。父亲每次收到信都十分开心。为了能让父亲惊喜不断，我更加辛勤笔耕。
父亲在一封信中一开头就写：“这次你的信已收到，照片3张，看到你的照片，你妈妈感到非常高兴。”我时不时给父母寄点我在大学的近照回去，免得他们牵挂思念。
湘大的三道象牙拱门在全国高校中别具一格，门口有一位个子瘦高、头发花白、为人慈祥的刘老师专门给人摄影。那时我即使手头再紧，宁可少吃一餐也愿意在校门口与同学合影留念。
每次去取相片我总是心怀希望，看到相片效果不错，心里便很愉悦，立马写信报告近况并附上相片寄回湘西那个名叫“冈夹冲”的小山村。不识字的母亲首先端详儿子的照片，然后才要父亲念信的内容。没有网络的时代，这种传统方式让人感到特别亲切。
有时父亲也把他的开心事在信中与我分享。“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，我们这里水利建设在国家支援下，渠道三面打水泥，投资几千元，给我们家乡建设带来了更好条件。”每次收到这样的信，我也特别高兴。
大学四年，父子都在信中“报喜”，开心的事都会写在信上，不开心的事却压在心里。多年来，我与父亲互相“报喜”的习惯一直保持着。
身安不如心安，屋宽不如心宽。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，写的信富有朴素的哲理，不仅自己宽心也让儿子宽心。
父亲认为困难是暂时的，坚信日子会越来越好。“这几年我们家的艰苦生活，已经度过，现在一年比一年好。你弟弟参加工作，我们做父母的从思想上感到轻松多了，到了明年（1995年）更加轻松。你妈妈今年大家都说年轻一点。”这封信写于1994年冬，那一年弟弟参加工作了。第二年，我将参加工作，因此，父亲感到“光明在前”，最艰难的日子将“熬”过去。他的心越来越宽，他经常给我们说，黎明前走路，越走越敞亮。
1994年，我曾为弟弟毕业分配一事，写信给父亲，感到十分焦虑。父亲也四处找人，奔走怀化农机化学校，前往麻阳铜矿等求人为弟弟找工作。“从信中看到你为弟弟的工作联系，感到非常着急。”我当年确实希望弟弟找一个好单位，心里急。
父亲接着又开导我道：“但我想，联系单位与分配工作，有些事不是那么绝对，希望你不要为分配担心。”父亲的话，富有辩证法，说得太好了。
后来，我学习《选集》，特别是学习《矛盾论》后，更感到事情不是那么绝对，事物是发展变化的。一生选择亦如此。父亲从不偏激，不钻牛角尖，不绝对地看问题，认为许多困难是暂时的，形势是变化的，人是活的。
后来，弟弟果真分到一家效益不好的单位工作，但父亲并不悲观。果不出父亲所料，几年后，弟弟凭自己的能力，自办企业，如今比较红火。我有时赞美父亲，说他的许多观点都让人十分信服，他特别自豪，更加眉飞色舞谈自己的“光辉史”。
父亲有些话总具有朴素的哲理。“我们家里正忙于冬播下种，我们搞冬播是为了明年多增加收入。你们读书也是为了增加理论知识。现在大学的课程都是理论知识的课，希望你要认真。学问是无底的，只要认真就会取得好成绩，像搞农业一样，只要勤劳就能致富。”20多年后，重读父亲1991年写给我的这封信里的这段话，我很惊诧。这是我小学没毕业当农民的父亲写的吗？有多处错别字的信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笔迹，这就是我的父亲写的，真实就是力量！
父亲的信已经发黄，但在我心中将一直发亮。我将继续用心珍藏好，更要用孝心回报父亲的操心，让父亲的晚年过得开心、过得宽心。